根据规划，"十三五"时期我国要把京津冀地区将打造成国际一流航空枢纽，构建世界级现代港口群，加快建设环首都公园，打赢河北脱贫攻坚战，建立健全区域安全联防联控体系，还要全面提高首都服务国际交往的软硬件水平，加强与长江经济带的联动。但是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电子商务将重构地区竞争优势、赋予区域发展新动能。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改善需求结构、强化需求导向，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应用。我国多个省份已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加大政策力度支持电子商务发展，将电子商务作为重塑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在步入全面深化阶段，电子商务作为网络化的新型经济活动形式，将发挥信息技术的高渗透性、高带动性的优势，促进京津冀产业分工协作、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促进区域包容性增长，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重要助力。
电子商务能够降低跨地区交易的时间成本、传输成本，促进京津冀要素自由流动，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区域分工与深度合作。当前，一些限制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是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障碍。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动不仅影响京津冀强化发展各自的相对优势，而且阻碍地区间利用生产要素的互补性进行生产协作，进而限制深层次的产业分工与协作。
不同于传统实体经济中要素流动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电子商务依托虚拟的网络空间，缓解了传统交易所受的地理因素限制，能够打破京津冀市场在区域间及区域内的梯度式层级经济结构，优化要素供给及配置，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实现各种要素的连接与聚合，进而形成京津冀各区域间“良性竞争、互动合作”的空间格局。同时，电子商务具有跨越时空的特点，通过地理空间与虚拟网络的叠加，能够解除产权交易的地域限制，使得原材料采购、产品流通等的交易费用降低，扩展市场交易的空间和效率。通过压缩交易渠道、优化分销渠道，电子商务将促进产业链的整体运行效率提升，从而推进京津冀区域间信息、物流、金融等领域的协同发展。
电子商务以开放、平等、透明的特性，推进区域开放与企业创新，赋予京津冀区域发展新动能。经济新常态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协同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使命。当前，电子商务已从最初的销售渠道发展为交易方式，成为行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借助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电子商务能够集聚优化创新要素，提高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效率，推动京津冀三地创新要素与生产要素的互动，创新成果与产业需求的迅速衔接，优化市场资金、信息、人才匹配模式，释放重要的创新催化剂，提升京津冀协同创新效率。
此外，不同于以往市场销售渠道的角色，当前电子商务还充当了融通资源、技术、资本的重要平台，从而能够在整个京津冀区域范围内配置创新资源，促进京津冀高端产业的融合创新。同时，电子商务通过释放信息和数据的流动性，能够实现京津冀高层次的统一信息流、商流、资金流和物流的完整商务活动，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降低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企业市场的搜寻成本，从而达到时间更高效、成本更低廉地促进企业开放式创新的目的，促进京津冀区域创新效率向更高层面跃升。
电子商务与其他产业交叉融合，能够促进京津冀产业转型升级，孕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需要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根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年电子商务行业投资前景预测及投资策略建议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电子商务的交易总额已达13万亿元人民币，10年增长了10倍。2016年中国网上零售额达到38773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2.9%。电子商务通过对农业、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上下游和全产业的渗透，在产品、业务、技术、市场等多个层面深度融合，能够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京津冀通过电子商务+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旅游及电子商务+外贸出口等方式，能够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深度结合，增加产业间的感应度与关联度，通过渗透与融合推进传统产业升级，进而衍生出电商孵化器、电商服务平台及电商金融等新业态，成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接续动力。同时，电子商务能够大大缩小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颠覆传统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重构经营管理、产品营销、专业咨询等重要环节的价值链，将企业价值创造从产品制造为中心向服务增值延伸，物质生产与服务管理结合，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并且，电子商务能够以信息流、数字流代替部分传统业务的实物流，具有低功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特点，为京津冀转变高能耗、高物耗发展方式与孕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强大支撑。
电子商务利用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特性，弱化区域与个体获取信息、知识的差距，规避信息连接的孤岛效应，促进整个地区包容性增长。近些年，电子商务正逐渐渗入到中国城镇和农村，天津武清的电子商务产业集群、河北省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以及河北省电商扶贫等，给京津冀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经济与社会双重属性的变化。一方面，电子商务减少传统信息流通困难与信息不对称的限制，弱化原有体制约束所导致的路径依赖，拓展了京津冀偏远地区的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通过信息、知识和技术工具的公平获取，缓解京津冀区域与个体在获取关键要素的差距，有利于缩小中心与外围及城乡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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